核心要点：
1认为秸秆禁烧有好处的，只有不污染空气这一条，但坏处却能够罗列出很多条。 2秸秆禁烧对农业生产产生负面影响，有农民调侃，“天上污染没有了，地上污染开始了”。 3现在只是“不敢烧”而不是“不愿烧”。“不敢烧”是基层高成本、强压力、强制式禁烧的结果。 4要实现百分百禁烧目标本就不科学，整个体系为此付出的成本够高了，需要适时地松一松秸秆禁烧这根紧绷的弦了。“秸秆禁烧”系列文章
处罚1.78亿，人均罚款96.3万，黑龙江秸秆焚烧罚款需要农民来交吗？
(资料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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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“黑龙江185人因违规焚烧秸秆被处罚1.782亿元”的新闻引发广泛讨论。
为什么农民配合“秸秆禁烧”的积极性不高？根本原因在于，秸秆禁烧的要求与农民种植要求存在着严重的冲突。秸秆禁烧工作并不是从乡村内生出的需求，而是压力型体制之下完成自上而下行政目标的过程。因此这项工作不仅与农民利益冲突，也与基层利益相冲突。
笔者在基层调研中与小农户、种粮大户以及基层干部接触最多，他们都认为秸秆禁烧工作的坏处远远大于好处，甚至有人情绪激动地说“只有坏处没有好处”。认为有好处的，只有不污染空气这一条，但坏处却能够罗列出很多条。
一、“秸秆禁烧了几年，田越来越差”
从种植者和一线工作者反映的情况看，秸秆禁烧最大的坏处是对农业生产造成了负面影响。
由于客观条件限制，我国不大可能实现常规化的农地休耕，很多粮食主产区在耕作频次上非常紧密。在一年两熟地区，水稻小麦、小麦玉米耕作的茬口非常紧，往往需要“抢种抢收”。目前基层最普遍采用的秸秆粉碎、掩埋还田的办法之下，并不能使秸秆快速降解，反而会因为土壤中秸秆过多而造成种植难题。
如笔者中部某县调研中有种植户反映，小麦秸秆粉碎后，到了季节深埋不了，很多处于土壤表面，导致水稻插秧时扎不了根。小麦种植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出苗率低且容易遭遇冻害。一位响应政策扩种油料作物的种植大户反映，自己种了800亩油菜，死了近200亩，原因就是田里秸秆碎屑太多，扎不了根。某地实施稻虾共作，秸秆降解不了，长期水中浸泡容易发酸，造成水质污染，影响到小龙虾养殖。因此有农民调侃，“天上污染没有了，地上污染开始了”。
在豫东某种粮大县调研时，有大户就喜欢将小麦玉米当青储卖掉，因为“不用再做还田了”。有农民反映，几年禁烧下来，土壤里秸秆已经比土都多了，特别是冬天扒开土壤一看，虫卵就附在没降解的秸秆上。有种植户反映，秸秆禁烧了几年，“田越来越差”。
因为不让烧秸秆，病虫害消灭不掉；秸秆烧不掉，田中杂草也烧不了，杂草种籽全被保护起来，来年有了更好的生长条件；秸秆腐烂发酸，造成土壤中酸性增加；凡此种种，导致种植者不得不采取更多的生物化学技术来应对。这样一来，不仅种植户的种植成本上来了，同时农业面源污染风险也大大提高了。一位育秧基地的负责人表示，为了应付病虫害和水质变差，自己在育秧环节就多增加了浸药环节，种植户完成插秧后，也会再增加杀虫药剂的使用，一些种植户还投放药剂加速秸秆腐烂过程。一位种田大户计算，如果能够放开禁烧，自己绝对会像以前一样烧，因为药剂成本能从200元/亩降到80元/亩。
二、秸秆禁烧增加了种植户的成本
除了药剂成本，为了完成还田这道工序，种植户还增加了机械作业成本。在原来的收割工序完成后，还需要增加秸秆粉碎、土地深翻的工序。有的地方试图做秸秆离田利用，这就需要秸秆收集、打捆、搬运等工序。工序的增加就意味着成本的提升，而这些成本大多由种植户承担。
东部地区某县调研中，当地水稻旋耕的成本大约50元/亩，作业深度大约15cm；要完成真正的深翻，则需要达到至少40cm，而且一次旋耕根本完不成，需要机手来回两次，这样作业成本就翻了一番。对于种植户而言，这种成本增加的幅度是难以接受的。
华北某县调研中，当地种植中普遍没有实现深耕，因为深耕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的全面换代，这个条件目前不具备。其次要实现深耕，作业成本就要比现在增加30~40元/亩。而一年两季的耕作习惯下，频繁深翻并不能保证土壤肥力，即便还田的秸秆也不能短期内降解沤肥，肥力提升不易实现。
总结起来看，从实际种植者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更容易感受秸秆禁烧的弊端。而目前依靠着压力型体制下派生出的强制式禁烧方式，基层禁烧工作似乎短期内颇有成效，但调研中很多农民、种植户和一线工作者都知道，现在只是“不敢烧”而不是“不愿烧”。“不敢烧”是因为目前基层还是通过高成本、强压力的方式压制的结果。
三、“做不好上边骂，做好了老百姓骂”，两头不落好
当然，通过强制式禁烧还存在着更深远的影响。
一是体制成本问题。
目前从基层来看，禁烧工作体制是高成本、高能耗的，基层干部大量工作精力被占用，一些地方还存在下派地头工作队、派巡查组的方法，用网格化、包保责任等行政手段动员乡村干部。这些工作大大增加了原本就很繁重的基层工作负担。承担秸秆禁烧工作吃力不讨好，受夹板气。
一位乡镇包片工作人员说，“做不好上边骂，做好了老百姓骂”，两头不落好。无论是强制式禁烧的“堵”还是综合综合利用式的“疏”，地方政府都要支付相应的财政资金，结果国家花了钱，地方政府出钱出力，最后还不落好，而且随着禁烧任务的层层加码，这种成本是否还能还支付得起，有一个问号？
二是政治影响问题。
清洁空气当然重要，蓝天保卫战也的确称得上政治任务。但如果种田农民处在“想烧不敢烧”的心态之下，行政体制总是处于这种强制式禁烧的状态之下，情绪最终会导致干群对立。况且，当依靠压力型体制来要求基层搞禁烧，依靠技术手段而不相信基层能动性，依赖硬考核来惩罚基层干部，这也会引起体制内上下级的对立。
有基层干部表示“现在上边卫星一照，直接给你考核扣分”，人也不下来，整改单就派下来了，轻则约谈，重责处分，觉得上级“越来越不讲理”。如果在禁烧问题上仍保持这种“全域禁烧、全时段禁烧、全面禁烧”“不燃一把火、不冒一处烟、不留一片黑”“零火点”的高压态势，将攻坚机制常态化，紧绷高压线，恐怕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。而更多社会舆论已经关注到针对种粮农户的强硬式禁烧，诸多评论已显示出一种苗头，即城市中产与弱势农民之间的情感对立，这种政治结果也需引起重视。
三是粮食安全问题。
保障粮食安全，最终还是依靠稳定的种植户队伍。目前秸秆禁烧工作所导致的负面效应已是不争的事实，秸秆还田、秸秆综合利用的美好图景仍存在于想象之中。秸秆还田虽然能避免焚烧产生的污染，但给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危害，农作物病虫害越来越严重，防治的难度越来越大，防治的费用越来越高，种粮大户和小农户对秸秆禁烧无一叫好。
调研中很多长年种植的农民和基层工作丰富的老农业干部都反映，需要适时地松一松秸秆禁烧这根紧绷的弦了，毕竟因秸秆禁烧引起的生产成本增加、由秸秆还田假想所导致的生产风险正在不断累积。秸秆禁烧是由行政体系推动的目标考核、通过压力型体制层层下压，要实现百分百禁烧目标本就不科学，整个体系为此付出的成本够高了。
